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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际影响权利义务→行政行为判断方法的循环论证 通说与实务都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12条第1款决定了什么样的行为可以作为起诉对象，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条款。

下面笔者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25条第1款区分相对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思路对此予以分析，以求彻底厘清实际影响、侵犯、权利义务、合法权益等概念在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中的意义。[41]德国事实影响理论实际与我国学说中的间接影响理论是一回事，因为事实影响或事实侵害理论强调的也是非直接性（即间接性）标准。

在投诉举报类行政案件中，原告往往会起诉两类行为：投诉举报答复行为。譬如，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14条第2款规定的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变更行政审批中，行政主体（证监会）所作的批准或不批准决定的相对人是谁呢？在这一情形中，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于基金管理公司甲、股权转让方乙（原股东）、股权受让方丙（新股东）三者之间，股权转让发生在乙和丙之间，甲是股权变动的目标企业，甲负责向行政主体申请批准。Vgl. Pieroth u.a.,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Ⅱ,31. Auflage.,2015, S.65. [36]参见江必新主编：《新行政诉讼法专题讲座》，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37]该观念认为，现代行政背景下行政行为的作出实际调整的并不是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关系，而是行政相对人——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或曰利害关系人甲——利害关系人乙之间的关系。王海燕、温贵能：《过程性行为的司法介入——以实际影响条款的适用为视角》，载《山东审判》2017年第1期。

[13]逻辑顺序为：目的指向性标准→规范形式标准。[37]参见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然仅靠最高司法机关主动制定司法解释文件，必将造成司法解释资源的供给短缺，为此，一元化供给机制增加了被动或反馈的供给方式。

3.授权省级司法机关拟定地方标准。机动车80毫克/100毫升以上定罪处罚本无进一步解释的空间，但一些地方释法文件却直接予以变通处理。[2]法制统一要求维系法体系内部的整体自洽性，既须使法律规定之间相容，也须尽可能保证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理解大体一致。[14]根据《人民法院公文处理办法》，规定并不属于法院主要使用的公文种类

党的领导总纲化：党政融合的宪制取向 2018年修宪最大的看点是党的领导被写入总纲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成为中国宪法上国体条款的基本构成要素。然而，党政分离也包含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即如何在推行党政分离的过程中确保党的领导。

执政党适度回应了法学界的规范化诉求，通过先修宪及完善监察法草案而满足了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党政分离被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改革派普遍视为中国政改的共识与方向。其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主义。坚持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协调，坚持对本国人民负责与对世界负责的辩证统一，坚持以和平发展共享性价值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些超越于西方民主全球化方案的中国模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秩序探索的新希望和新方向。

其一，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轨目标入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韬光养晦的内向性改革转向了有所作为的内外协调型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维度被重新激发并纳入制度性轨道。(23) 参见李少文:《全面从严治党的宪法工程学》，《开放时代》2018 年第 3 期。不同者，此次修宪虽非大修，却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起点而规划出内外协调的新宪法秩序。第四，在人大与监察机关关系上，监察机关既由人大产生并对之负责，同时又对人大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实施依法监察，丰富了我国权力监督的形式与深度。

党的机构循着党的全面领导获得更充分的制度赋权，与此同时，人大与政府机构也得到调整。这些关于国家宪法秩序与人类理想宪制秩序的丰富想象力及坚定有力的制度化实践，也是人类宪法文化及秩序的新实验与新方向。

但如果没有具体的宪法律，根本法将无从觅寻制度化与实效化的实践路径。在具体宪法律上，1949 年以来一共产生了五部宪法，即作为临时宪法的 1949 年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

改革构成了理解八二宪法的题眼和要害。(8) 关于这一概念的规范含义，可参考[美]马克·图施耐特:《新宪法秩序》，王书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4）八二宪法的根本法原则及其制度内涵，与 1949 年以来的多部宪法或宪制性文件之间存在内在的实质性关联及连续性。（13）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多部宪法之实效性与制度化机制存在诸多不足，而且各自之间也有较大的价值和制度张力，但它们前后共存于一个新中国，亦即不同的宪法律在同一宪法下存在。（27）其二，国内忠实于1978 改革及 20 世纪 80 年代党政分离政改思路的所谓改革派及受西方思想深度影响的自由派对新宪法秩序整体上难以认同接受。2018 年修宪所完成的正是对这种新宪法秩序的规范性确认。

而无论是选举还是法治这样的世俗机制均难以抗衡脱离旧有文化传统束缚的世俗强权的压制，选举威权主义成为一种奇特的民主转型现象。其二，未来主义的治理哲学，即当下宪法秩序的正当性系于对未来理想目标的认知、设定及支撑。

这就超越了西方的敌我对立的冷战思维，以真正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利益为根据思考一带一路的治理哲学及其现实化路径。第四，监察法正当程序的监督，主要包括禁止干预案件、监察信息公开、监察回避及监察申诉等。

这有助于拓展国家间资本与秩序合作空间及制度化成果。2018 年中国修宪在程序上遵循既往操作惯例，但在结构、深度与影响力上远超之前的数次修宪。

施米特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一文中就曾细致考察过西方主要的宪法概念背后的神学依据，比如代表概念就具有很强的基督教神学渊源。欧盟宪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这一理想，但其复杂性不如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存在着自我瓦解的脱欧风险。(30) 参见朱福惠:《国家监察法对公职人员纪律处分体制的重构》，《行政法学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三，纪委合署监督，即纪委与监察委合署办公，可形成对监察委的内部监督。

一时间，对于中国政改到底是否已经完全放弃党政分离以及新改革的取向是不是原来的党政合一，产生了一些疑问、猜测甚至抵制等复杂意见和情绪。其三，修宪、国家监察体系的建构以及反腐与巡视等整改运动，也使官僚体系内部分人产生观望心态。

结语：新时代宪法秩序的基本前景 2018 年修宪不是改革以来若干次修宪的简单延续，而是具有根据中国发展及世界演变的总体情势提出更为明确之中国宪法的世界观以及规划切合这一世界观之具体治理秩序的开创性意义，本质上构成一种新宪法秩序。(11) 关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宪法逻辑，可参见田雷:《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中外法学》2012 年第 5 期。

(37) 王湘穗教授为这一接力提出了三居其一的中期阶段目标，参见王湘穗:《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 年版。其四，如何发展出一种真正有生命力及影响力的文化体系与软实力，实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信与相互理解。

(27) 参见田飞龙:《中美新冷战的困境与出路》，《多维 CN》(香港)2018 年 11 月号。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与一带一路的宪制展开 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 2018 年宪法修正案，标志着中国宪法在全球治理维度的重新展开，也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路径的全新探索。第四，有力建构了以党内法规为主体的领导治理体系，将全面从严治党在法治层面予以规范化和体系化，并寻求与国家法律体系的法理和程序沟通及整合。如此，则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与此次修宪规划的新宪法秩序，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顶层概念，就使中国宪法大大超出了国别宪制的范畴，而具有了一种代表性秩序的实验探索意义。

其二，监察委与检察院之间有着紧密的刑事司法合作及衔接关系，需移交司法的监察案件必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可以要求补充侦查或独立作出不起诉决定，从而对监察委构成合法的制约监督。因此，新宪法秩序尽管已经成形，但关于这一秩序的宪法信仰及共识则仍有待论辩及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及其系统化是这一制度共识凝聚完成的重要一步。

（18）第二，邓小平时代，以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的重建作为改革时段的基本指导方略，开启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新阶段，也为当前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基础，江泽民与胡锦涛执政时期进一步深化和实践了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纲领。一带一路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名称公共危机的公法应对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项目编号：YWF-20-BJ-W-205）。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建构目标，是对民族国家范式的重要突破。第五，监察法问责机制，即监察法的法律责任专章规定，涉及行政责任、国家赔偿责任等。